被告人唐某，男，农民，从事三轮车运输业务。2006年8月8日，被告人梁某、赵某共谋盗窃金九水泥公司建筑工地的旧电缆线。后二人在街上找到正在等候运输业务的唐某，告之唐某晚上到工地去拉货，运费为50元。当晚10时许，被告人梁某、赵某实施盗窃行为，由梁某以饮酒为幌子，引开守工棚的工人，赵某入内盗窃走旧电缆线108公斤，价值人民币2394元。尔后，梁某、赵某用电话联系唐某，由唐某将赃物运送至他人处销赃，获赃款1700元。唐某获运费80元。 公诉机关以被告人梁某、赵某、唐某分别构成盗窃向法院提起公诉。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梁某、赵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无异，但对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则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唐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犯罪。其理由是根据被告人唐某的供述，其在被告人梁某、赵某叫其晚上运货的时候，就明知了二人是去实施盗窃犯罪取得财物。在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答应为其转移赃物，使犯罪分子没有了后顾之忧，从而放心大胆地去盗窃。其事后帮助转移赃物的行为，符合了共同犯罪中“事前通谋”的特殊规定，故应成立为盗窃的共犯。 另一种意见认为，唐某的行为符合转移赃物罪的犯罪构成，但因赃物数额未达到犯罪起点，故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唐某与梁某、赵某素不相识，其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明知梁某与赵某是以犯罪的手段获取赃物，但只能说明其对转移赃物的主观明知，而对梁、赵二人盗窃的具体情况并不知晓。其运赃的行为，不是共同犯罪中的一种分工行为，而是符合了转移赃物罪的犯罪构成，即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仍加以转移。故唐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犯罪，应以转移赃物罪对其定罪量刑。 笔者同意另一种意见。关于该案的定性，关键在于对共同犯罪中“事前通谋”的理解。若唐某转移赃物的行为是一种盗窃犯意的沟通，则可认定唐某与梁某、赵某具有盗窃的“事前通谋”，成立梁某、赵某的盗窃共犯，反之则不成立。刑事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通谋”，应理解为“共同商议”。“事前通谋”也就是各共同犯罪人在犯罪之前先经过共同商议、谋划，明确分工，确定具体方案后才付诸行动，所谓“谋定而后动”。它体现是的一种共同犯罪的分工故意，须明确各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实施行为。若仅仅是了解到犯罪分子将去实施犯罪行为，而没有明确的的分工，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事前通谋”。 该案中，唐某作为一个专门从事运输业务的人员，在梁某、赵某与其联系运货时，虽然意识到二人可能是实施盗窃犯罪行为，但其在同共犯罪中的分工并不明显，不足以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事前通谋”。其理由在于：一是根据唐某的供述，在梁某、赵某联系其深夜运货时，其虽然意识到二人可能是去实施盗窃行为，但考虑家庭经济困难，拉这趟货挣的钱会比平时多，所以同意为梁、赵二人运货。唐某的这种意思表示，只能说明唐某主观上具有对赃物明知的故意，但并不能就此说明唐某与梁、赵二人有共同实施盗窃犯罪的意思联络。二是虽然事后唐某帮助转移了赃物，但对二人盗窃的具体情况并不知晓，进一步说明唐某与二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犯意联络。三是梁、赵二人盗窃所得赃物经销赃后获赃款1700元，对这笔赃款，唐某只是取得了其中的80元运费，而并没有对赃物进行瓜分。四是根据共同犯罪理论，共同犯罪所指向的应当是明确的犯罪行为，而不是笼统的犯罪认识。 综上，笔者认为，唐某参与转移赃物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事前通谋”情形，不能成立为盗窃罪的共犯。其参与转移赃物的行为符合了刑法关于转移赃物罪的犯罪构成，应以转移赃物罪定罪量刑。因转移赃物罪的定罪起点是3000元，而唐某转移赃物的价值不足3000元，故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