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的量刑

(一)量刑的原则

　　量刑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刑罚或者处罚轻重的指导思想和准则。我国刑法对量刑原则作了专门规定，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根据这一规定，量刑原则可以概括为：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这一量刑原则，是由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内容组成，包括了量刑的两项基本准则，是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法制原则在量刑上的具体化。关于共同犯罪量刑的原则，当前最普遍的说法就是“主犯决定说”，即以主犯的基本特征决定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司法实践及司法解释大多持此观点。笔者认为，共同犯罪量刑应以犯罪人实行行为为根据，即“实行行为决定整体性质”的原则。各共犯以及其定罪量刑是从属于主犯的，因为共犯的行为毕竟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实行行为，它只有与实行行为及刑法总则之规定有机结合起来，修正刑法分则的犯罪构成要件，才能构成犯罪，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全部)，共犯都是作为主犯的帮助犯、教唆犯出现的，它的犯罪主观、客观方面都围绕着主犯的实行行为而展开，起到服务与辅助的作用。共犯所构成的具体犯罪和罪名，取决于主犯所实施的特定犯罪。例如，2008年7月30日凌晨，在钟某的提议下，邓某驾驶租用的“长安之星”面包车搭乘钟某、陈某、游某和花某(另案处理)前去盗窃。在A镇某沙场，钟某、陈某、游某和花某用自带的扳手、胶钳等工具分别拧开王某某、王某安放在沙场的柴油机共3台，并把柴油机抬上邓某驾驶的面包车上拉走。尔后，又开车至B镇某沙场，钟某、陈某、游某、邓某和花某用同样的手段盗走刘某安放在沙场的柴油机2台及抽沙机1台。盗后，四人驾车欲逃走，却在途中就被公安机关查获，钟某、游某和花某跳车逃跑，其中花某成功逃脱。公安民警当场抓获邓某、陈某，并缴获赃物柴油机5台，抽沙机1台。后经鉴定：王某某被盗的柴油机1台价值人民币650元，王某被盗的柴油机2台价值1430元;刘某被盗的柴油机2台、抽沙机1台合计价值人民币3115元。以上物品总价值人民币5195元。法院审理认为，钟某、陈某、游某、邓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方法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在共同犯罪中，钟某提出犯意，且积极参与盗窃，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陈某、游某直接参与盗窃，邓某负责开车转移赃物，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据此，法院判处邓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判决钟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决陈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判决游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在该案中，邓某虽然并未着手实施盗窃行为，但其行为符合共同犯罪中“事前通谋”的特殊规定，即在预先知道钟某等人的盗窃意图后，仍然积极开车接应犯罪嫌疑人，并帮忙搬运盗窃物品，因而构成了盗窃罪。 　

         (  二)对各共同犯罪人的处罚

　　量刑是人民法院刑罚裁量活动。因此，量刑是以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为前提的。我国刑法对于共同犯罪中各共犯的具体犯罪都规定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从而为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裁量各共同犯罪人的刑罚规定了框架。我国刑法总则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主要采取了以作用为主、以分工为辅的分类原则，即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种，在犯罪构成理论上进一步按分工分类法，把共同犯罪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和教唆犯，希望以此对共同犯罪人在定罪上进行比较鉴别。一般而言，组织犯和教唆犯多为主犯，实行犯如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话，亦为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实行犯和帮助犯属于从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帮助犯为胁从犯。参照大陆法系的正犯理论，实行犯又称正犯，它指的是直接实现刑法分则各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人，相对正犯而言，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基本上具有附属的性质，他们所构成的具体犯罪和罪名，取决于所实施的特定犯罪。但是，组织犯、帮助犯和教唆犯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他们所实施的可罚性行为不仅是对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修正，而且要依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承担刑事责任。因此，正犯的实行行为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具有重要意义。

　　1、根据《刑法》第26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仅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而且要对其他成员实施的犯罪负刑事责任。刑法第97条规定：“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2、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刑法第26条第4款规定：“对于第3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由于一般主犯虽然在共同犯罪中对其所参与的犯罪起主要作用，但其毕竟还不能像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一样，组织、策划、指挥甚至参与犯罪集团的全部活动，因此，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外的其他共同犯罪的主犯，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也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同。他们只对自己亲自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而不像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那样要对集团所有的犯罪活动承担刑事责任。

　　3、对于教唆犯，根据我国刑法第29条的规定，确定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应当注意以下三点：①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是对教唆犯处罚的一般原则，因此，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作用的是从犯。②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刑法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青少年，防止犯罪分子唆使和利用青少年进行犯罪活动，因为不满18周岁的人，思想不够成熟，社会经验不足，辨别是非能力不强，容易听信犯罪分子的挑唆而走上歧途。因此，对于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予以从重处罚，是完全必要的。③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教唆未遂。因为被教唆的人没有犯所教唆的罪，教唆犯所预期的教唆结果没有发生。这在主观上表现为教唆没有得逞，在客观上表现为教唆犯的犯罪构成要件还不完全齐备。而且，教唆犯之所以没有得逞，是由于教唆犯意志以外的原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中犯罪未遂的特征，应视为教唆未遂。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教唆犯难以处理的问题，是实行犯的行为过限问题，即实行犯的犯罪行为超过了教唆的范围。如教唆犯教唆某甲盗窃某一商店，但某甲除盗窃某商店外，还盗窃了某银行，该教唆犯是否对甲盗窃银行负责?我们认为，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责任的构成，实行主客观一致的原则，行为人对某一危害结果，只有在主观上具有罪过的情况下才能承担刑事责任，而过限行为超出了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围，因而，只能由实行过限的人承担责任，不能牵连其他共同犯罪人。

　　4、对于从犯，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即根据从犯参与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等具体情况，或者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因为在共同犯罪中，从犯所起 的作用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主犯小，因此，从犯承担的刑事责 任应当比主犯轻，而这也是和罪刑法定的原则相适应的。

　　5、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由于胁从犯是被胁迫而参加的，从主观上不是完全出于自愿或者自觉，从客观上说胁从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也比较小，是共同犯罪中社会危害性最小的共同犯罪人。因此，刑法第28条明确规定：对于胁从犯，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了对胁从犯正确地适用刑罚，首先要科学地理解胁从犯的犯罪情节。一般来说，胁从犯的犯罪情节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被胁迫的程度。因为被胁迫的程度与其意志自由程度是成反比例的，当然也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成反比例。被胁迫的程度轻，说明他参加犯罪的自觉自愿程度大一些。相应地来说，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也要严重一些，反之亦然。二是胁从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由于胁从犯是被胁迫而参加犯罪的，一般来说，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这也是在对胁从犯处罚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因此，在查明胁从犯的上述两个犯罪情节的基础上，对胁从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由上述可见，在共同犯罪中，由于犯罪成员的身份不同、所犯的罪量度不同，承担刑事责任也不同。以共同盗窃犯罪为例，在共同盗窃中，各盗窃成员的身份不同和参与盗窃的次数不同，各盗窃犯承担责任的数额往往不同。如某盗窃集团盗窃财物价值30万元，其中有两名首要分子，另有起主要作用的主犯，还有十多名从犯。在本案中，两名首要分子要对盗窃集团的总额负责，因而这两名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额是30万元。而另外两名主犯参与盗窃的数额只有20万，这两名主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额就是20万。其他十多名从犯，也应按照各自参与盗窃数额的多少，决定适用刑罚幅度。如果在十多名从犯中，有的参与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有的参与盗窃数额巨大，有的参与盗窃数额较大，应分别确